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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启动前沿科学重点研究计划,我五年

发布时间:2019-09-23 16:24编辑:新闻中心浏览(187)

    “如果没有科学的想法,给再多的钱,那又有什么用呢?”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力的一句话引起参会委员们的深思和共鸣:基础研究,离不开经费的支持,可单纯地增加投入并不能“顺理成章”带来突破。基础研究更需要一个真正宽松、包容的环境,科学家们也需要保持一颗“天真的心”!

    2017年1月12日,中国科学院宣布正式启动前沿科学重点研究计划,已支持98个中科院院属研究单位的408位拔尖科学家开展前沿研究。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表示,这一计划于2016年开始部署,旨在为拔尖科学家们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与平台,形成稳定支持,产出重大原创性科学研究成果。

    全国政协委员黄力:我五年主要围绕科学文化说事

    “或许不止一个人被树上落下的苹果砸中,但为何就出了一个牛顿?”6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灿自问自答地说,“基础研究,其实需要保持一颗质朴的心,就像小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和天真,甚至要有点‘呆’。”

    稳定支持:为缺少科研经费的优秀科学家“雪中送炭”

    ■本报记者 冯丽妃

    李灿坦言:“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和对基础研究的态度出现了偏差。”他分析说,随着科研经费的增加,现在基础研究的科研条件大大改观,给科研人员的奖励和荣誉称号也越来越多,可“基础研究成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现在的科研评价体系和管理方式,让很多年轻的学者热衷于发论文,评职称、“戴帽子”,偏偏忘记了科学研究的最本真。

    用白春礼的话说,这项计划的特点在于将“人才”与“科研”相结合,为缺少科研经费的科学家“雪中送炭”,而且分老中青三个层次,在不同的学术发展阶段予以支持。

    “中国科学由小变大是通过投入来解决的,如果要从大变强就要靠文化。而我国这方面却很欠缺。”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原所长黄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王玉鹏也认为,单纯的经费增加无助于基础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和进展。“上世纪,科研经费远没有现在充裕,可那时我们也做出了像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BBO、LBO非线性光学晶体等重要成果,当时在国际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我们的经费量大幅提升,奖励额度也大幅上涨,但我们学科里头又有多少超越了这些的工作?”王玉鹏以他所在的物理研究领域为例分析说,基础研究要从源头上减少各种不必要的评比和考核指标,创造一个让科学家安心工作、专心科研的宽松环境。

    据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局长高鸿钧院士介绍,这一计划主要面向基础研究,给予五年及以上的稳定支持。该计划支持对象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久经证实的“立志报国、不忘初心、勤奋努力、积极向上的杰出学者”和“拔尖青年科学家”开展的研究项目;二是有经费缺口的,即所获经费不能满足重大科研创新工作需求的“拔尖人才”。

    谈到5年来的履职经历,黄力表示,这几年他主要在“围绕科学文化说事”。

    从事生态微生物研究的黄力也说,面对从深海里取回的独特生物样本,“真正能提出有价值研究方向和奇思妙想的人少之又少”。说起这样的情况,黄力显得特别忧心。他说,要想办法从教育的层面就开始释放好奇心,要创造环境释放基础研究者的创新能力和活力。

    计划分为理论类和实验类项目分别予以支持。对理论类项目,“院士或顶尖科学家”和“中年杰出科学家”支持额度为每年20万元,“拔尖青年科学家”为每年10万元;对实验类项目,“院士或顶尖科学家”支持额度为每年100万元,“中年杰出科学家”为每年60万元,“拔尖青年科学家”为每年50万元。

    “这个题目看上去虚一些,但却很重要。”黄力说。现代科学是从西方引入的,中国的一些传统不一定和科学文化相吻合,所以需要培育本土的科学文化。同时,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参数就能明确,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出来的,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

    采访中,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朱日祥讲起一个故事。当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一次日食过程中得到充分证实,他因此名声大噪。有人问他,如果你的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你会作何感想?爱因斯坦说:“我只能对上帝说抱歉,因为我的理论是对的。”

    高鸿钧说:“这一计划的项目经费只能用于科学研究,不得用于固定人员的绩效与津贴发放。同时,在项目执行期间,可根据受资助者经费的总体状况‘按需调整’。”

    黄力建议建立专门的国家评估办公室,对国家财政支持的大规模科技计划从启动到实施、从经费管理到成果验收进行评估和监督。

    “这就是理论学家的自信。”朱日祥说,“现在我们的科学家和科技管理部门都缺这种自信。经费投入够不够不见得是问题的全部。”

    重大转型:让科学家不再为钱奔走为钱忙

    “国家评估办公室这样的协调评估机构,其评价对象可以是财政支持的科学计划,也可以是其他计划。”黄力说。现行体制下,国家科技计划的管理部门同时也是评估部门。他希望能够通过建设成熟、健全的评估体系,遏制科技腐败,让相关计划“在阳光下运行,让国家财政更好地支持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蔡荣根委员也说,现在对基础研究的理解还是有些偏差。“有的时候科学家本人都未必能充分认识到研究的真正价值。”他说,电磁波发现伊始,也没人想到它会如此深刻地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科学原创成果与西方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弥补这种差距,科学文化、科学精神的培植非常重要,科研环境也很重要。”

    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看来,实施这一计划的意义远超过资助本身:“这是科研管理方式的一个重大转型。”

    黄力认为,文化需要熏陶、传递和感染,科学家在这一块能够起很大的作用。对当前一些科研人员“害怕”或回避做科普的现象,他坦言,科研人员有时会有一些“不务正业”的感觉,好像它并非自己工作范畴内的事。

    基础科学不是给钱、给人就能搞得出来。“还是要从体制上解决这些问题。”接受采访的委员们都认为,基础研究的突破往往是从自由探索和交流中萌发。蔡荣根举了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例子。“那里的流动人员比固定人员还多得多,大家可以进行思想的碰撞和交流。或许,在基础研究领域,我们也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资助模式,不光资助你钱做项目,更要资助你做学术交流!”他说。

    近年来,科研领域竞争性经费过多、稳定支持不足,一直是我国科研人员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也是制约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痼疾。姚檀栋说:“科学需要长期积累,但为了竞争经费,科学家们绞尽脑汁给自己的研究想个新名字,想着怎么写申请项目的‘本子’。实际上,工作还是那些工作。”

    在他看来,科普不应拘泥于某一种形式,不局于一个讲座、一篇文章或一本书。除了面向公众做科普之外,黄力还将他位于北京亚运村中科院科学园区的微生物实验室对中学生开放。“不是让他们来一次,而是让他们做一年的科研实践”。

    (原载于《科技日报》 2019-03-07 01版)

    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赵忠贤院士、中国科学院微电子所研究员刘明院士等科学家对此都有同感。刘明说:“百年老店在于创新,更在于坚持。”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需要长期专注才能有所创新,只有将科学家从四处找钱的窘境中解放出来,才能让他们安心科研。

    今年,届末之年,黄力继续围绕文化“做文章”。这一次,他把焦点放在了科学共同体的发声上。“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可以是科协和学会等群团组织,能够代表科研人员最广泛的兴趣和呼声。”黄力解释说。发声就是“代表科学共同体针对一切大的科技事件以及社会与政府关注的热点和重点问题表达意见”。

    科研人员都在期待,前沿科学重点研究计划能改变这种现状。赵忠贤说,在稳定支持上,计划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希望在评价、评估时,不要再沿用被广大科技工作者诟病的体系和方式,尊重科研规律、探索出一套新的评价方式”。

    他认为,科学共同体的发声可以是方方面面的。比如公众关注的转基因作物、核能利用等;比如科研领域的热点等,科学共同体都可以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稳定军心、专注持久、志在高远,这一计划瞄准的是世界科学的顶峰。高鸿钧表示:“希望借助这一计划,我们能够冲击国际一流甚至国际顶尖水平的基础科学问题,做出具有国际顶尖级的重大原创成果!”

    “科学文化应具有唯实求真、理性质疑、宽容失败、创新开拓的特质。”黄力说,“说到底,它应该让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有一种完整性,能够感受到科学的探讨是受到鼓励和支持的。”

    (原载于《光明日报》 2017-01-13 03版)

    《中国科学报》 (2017-03-16 第4版 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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